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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疫情下的“一带一路”与中国应对

来源:人大重阳 | 作者:王鹏 | 时间:2020-05-09 | 责编:李晓曼

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自2013年中国首倡以来,“一带一路”泼墨写意已愈六年。精谨细腻的工笔画绘制工程全面展开。然而,正当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建设者们摩拳擦掌,准备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疫情却席卷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对“一带一路”的冲击

 

尽管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奋战,目前中国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国际层面疫情仍在肆虐。不仅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遭受疫情重创,广大发展中国家可能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目前所报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较少,可能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遭受疫情冲击或防控有力,恰恰是因为国家基层动员能力和社会数据统计能力较弱,从而导致大量中下层民众的病情没有上报。

 

新冠肺炎疫情对“一带一路”产生多方面的冲击,其中既有直接冲击,如冲击各合作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稳定,导致其经济发展停滞、外贸中断等;也有间接冲击,即改变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基本认知和他们的对华态度,由原先的积极合作变为埋怨拒绝,甚至索赔。

 

在直接冲击方面,截至2020年4月20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31万例,共计2317759例,累计死亡近16万例,共计159510例。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美东时间4月18日18:40,美国新冠确诊病例为732197例,累计死亡38664例。在饱受疫情困扰的国家中,既有意大利这样的传统富国,且是G7国家中首个明确签署与中国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的欧美发达国家,也有巴基斯坦、伊朗等对华友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海陆近邻中,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重要“一带一路”合作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疫情打击。中国作为最先遭受疫情冲击的国家,在长期的抗疫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培养了一批有实战经验和献身精神的医护人员。目前,中国医护人员已经奔赴意大利、伊朗、巴基斯坦、韩国、日本等“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协助当地医生共同救助人民。同时,中国的口罩、药品、医疗器材也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工厂生产出来,或无偿援助他国,或以平价出售到世界各地,为全球战役贡献“中国制造”的力量。

 

在间接冲击方面,形势却不容乐观。疫情的全球蔓延不仅正在改变国际互动模式,而且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产生负面认知。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多国都已采取措施限制彼此间人员和物资往来,如减少航班数量,关闭边境、暂停发放签证等等。这种封锁隔离的做法,固然是在无疫苗情况下对抗疫情的有效办法,但毕竟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联互通精神存在一定距离。

 

在此背景下,有个别国家、媒体公开质疑“一带一路”,甚至无端将病毒的全球蔓延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试图以此抹黑中国、唱衰“一带一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人民与“一带一路”国家民众携手抗疫的进程中,个别西方国家自身防疫不力,却不愿看到、不愿承认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尤其不能容忍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在与中国共同抗疫的过程中,对中国经验、中国办法更加信赖,从而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此,他们不惜捏造事实、炮制数据,对中国和“一带一路”进行抹黑。譬如,在舆论和司法层面,美国一些议员、政客公开鼓吹“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且试图拉拢其他国家共同对华“索赔”。

 

对此,目前国际社会的态度呈现出碎片化和较强不确定性。有的国家,如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合作的关键节点国家,纷纷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它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在后疫情时代将进一步强化。但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重要西方国家,尽管和中国在防疫工作上有务实合作,但其政界和民间都有越来越强的附和美国,试图向中国索赔的声音。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片面轻信西方媒体所谓“非洲公民在华遭受种族歧视”的不实报道,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中非合作产生较强烈的负面观感,甚至威胁要退出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或者附和美国,打算以向中国索赔的名义要求中国减免其所欠债务。因此,这些国家在后疫情时代的对华态度与行为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尽全力做好他们的工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双边关系与“一带一路”合作建设保驾护航。

 

中国的应对之策

 

做好自己的事情,是中国在防疫与复工两条战线、国内与国际两个战场上同时赢得完胜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以,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当然是在防止国内疫情复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推动复工复产,促增长,保就业。

 

与此同时,对于国际上的种种无意误解或蓄意抹黑,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国和最重要的建设者、推动者,不可熟视无睹,而必须有针对性的审慎应对。在国际层面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本身也有助于营造对中国有利的外部环境。为达此目标,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

 

—明确将提升“公共卫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纳入“一带一路”2.0高水平建设的日程,而且要作为核心目标加以强调、推广和建设。

 

—鼓励中资企业、民间社团、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具体地,不妨鼓励我国有资质的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以及在海外布局的中资跨国公司(包括国企、民企)等市场行为体积极参与中外人文交流活动,积极参与当地的社区构建等公益活动,如设立留学奖学金、援建医院、图书馆等。对这些公司行为,也不妨以免税等手段在国内予以激励和保障。

 

—针对来自西方个别国家的话语挑衅、打压及其对“一带一路”的蓄意抹黑,中国可在公共外交工作中做软硬两手准备。一方面,中国要有“硬的一手”,在国际多边场合积极发声、据理力争,破除西方政府、媒体对华抹黑的种种不实之词,将真实的中国防疫措施与成效呈献给国际社会。“软的一手”是指,中国应该公开承认、赞赏那些国家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包括当地华人华侨社团)对中国的积极援助。由此才能产生分化、统战的效果。

 

—中国还可加强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民间社会的公共外交力度,尤其是可以将工作重心由联邦/中央政府层面下沉落实到州、省、市、镇层面。

 

当前是中国推动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民间交流、地方外交的有利时机,只要能够明确、有效地释放善意,给予其地方政府和人民实实在在的援助,当地人民/选民就会增加对华好感和正面认知。具体地,我驻外使领馆可以着力推进相关工作,尤其关注该国州政府、市政府、行业协会、基层选民组织等。中国可以组织防疫专家到该国一些对华较为友好的州、市进行防疫经验交流,了解对方的焦虑和诉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援助。中国也可以组织中华医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针灸学会等非官方或半官方专业组织与外国同行交流;推动中外药企在联合研发新药等方面开展对话。

 

—中国可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权威部门的全方位合作,为夺取后疫情时代国际人权与卫生安全领域的道德制高点和话语权奠定基础,同时也为“一带一路”正名。

 

具体地说,第一,中国可以和世卫组织驻京负责人结成对口,定期(比如每周)召开一次联合疫情发布会。此举可以借助世卫组织的权威和国际公信力,强化我对外媒体宣传、公共外交的力度和可信度。

 

第二,中国需要加强与世卫组织在全球话语发布上的合作,强调病毒作为人类公敌的关键含义,以巧妙回应当前国际舆论“中国病毒”污名化的企图。中国还可以用具体的医务人员投入数量、感人生动的救助故事,尤其是中方医护人员帮助“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共同抗疫的故事,告诉国际社会:中国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一带一路”不是传播病毒的渠道,而是传递爱心、协调各国守望相助的生命线。

 

—讲好“中国人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能为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建设抢占国际道德制高点;讲好“经济全球化”故事则有助于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务实推动“一带一路”合作与建设。

 

首先,讲好“中国人权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强调中国防疫指导思想中对每个公民个体生命的无限尊重,并有意识地将这种尊重与中国人权事业联系起来,从而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在世界人权领域占据道德制高点,对欧美国家打一个“翻身仗”奠定思想基础。

 

相对于西方一些国家所主张的“集体免疫”策略,中国防疫模式从人道主义视角看具有显著优势。因此,中国不妨借助世卫组织等平台,将中国的显著优势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占领道德制高点,夺取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在占据后疫情时代“人权观”的道义制高点后,中国可进一步顺势将其与习主席在3月23日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相结合,而“一带一路”建设恰恰是中国携手各伙伴国家,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捍卫人类生命之价值的最主要政策抓手。

 

其次,讲好“经济全球化”的故事,强调防疫与复工复产可以并行不悖,呼吁各国在隔离防疫的同时,还是应该保持必要的贸易畅通。中国在援助他国抗疫时,也应呼吁各国减少贸易壁垒,降低关税,为医疗相关物资及相关生活用品的货物往来提供便利,为全球防疫和生命救助开辟绿色通道。同时,中国须加强宏观经济、贸易与财政政策协调,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防控全球风险,经济可持续增长,携手维护全球供应体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防止“一带一路”被疫情釜底抽薪。

 

—夯实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把“周边防疫共同体”作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加快建设步伐,有助于在后疫情时代调整“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使之更有政治安全保障。

 

此次疫情爆发后,日韩等部分周边国家的反应完全应验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中国应该抓住这次灾难中所蕴藏的机遇,充分利用中日韩合作机制、10+1机制、10+3机制、“中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等现有平台,并在其基础上审慎而巧妙地有所拓展、创新,从而推动这些机制在防疫的实际中实体化、职能化。譬如,在中韩联防联控机制下,中国可以和韩国外交部同行定期举行联合发布会,向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公布两国在联合防疫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就。这些举措,本身就是在既有的“一带一路”共建机制下,纳入公共卫生、疾病控制等新内容,从而丰富、完善“一带一路”的政策含义,为其在后疫情时代的高水平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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